完整的残稿——《被记忆的西周史》译后记

读书时看松井嘉德先生的文章，是《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西周郑（奠）考》（1995年）和《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周的国制》（2008年）两个译篇。后来，对先生的著作《周代国制研究》（2002年）十分敬佩。2019年6月结束在东京的访学回国前，我想去拜访，却得知先生已于前一年过世了，只能将遗憾埋于心中。2019年冬天，我到京都大学拜访吉本道雅先生。蒙吉本先生厚爱，获赠他为松井先生编著的遗稿集，也就是这本《被记忆的西周史》。急急捧读，深受教益，我有了翻译的念头。获得了吉本先生允准，十分荣幸，也深感压力。此后，我邀约同在中山大学的野口优、李彦楠、梁鹤一起工作，组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小组。

这部书所收的论文，包括松井先生对金文名篇的考证，对西周史料生产过程的分析，从史料生产过程角度对制度发展的梳理，以及重写西周史的尝试。日文版中，吉本先生按照时间编排论文次序，从中体现松井先生日渐深入的探索历程。在翻译时，我们也希望尽量保留松井先生思考、表达的各种印记。“从原文”是本书翻译的基础原则。对于铜器铭文，我们设定了铭文对应隶定、日文训读对应铭文释文、日文译文对应现代译文的翻译原则，对有不同意见的隶定、释文的用字、释义，都保持松井先生原意。对文章中存在变更的政区名、机构名，为了保存文章的时代风貌，都不依现名进行翻译，同时，为了不破坏句子的可读性，也不做括注。

这些年，大家常常遗憾一些佳作，由于翻译的问题，中文版晦涩难读。可是译者也很委屈，不仅字词要精准对译很难，设定翻译、校对史料的原则更不容易。做翻译的个中艰辛，这次真是深有体会。有些复杂情况，最初我们完全没想到，只能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逐渐确定，体例原则是直到一校完成才最终确定。读研究著作，当然最好读原文。想真正理解松井先生的观点，更应当通过读日文版。我们只是想，有这样的一个中译文本作参考，大家阅读原文也会省力些吧，不会因为对日语畏难而没有机会看到这样重要的研究著作。我的日文不好，李彦楠的也一般，书中难懂的句子，幸亏有野口可以来核定。梁鹤是古文字出身，所有的铜器铭文、古文字材料则都由她核对。

松井先生采用的“历史语言学”分析方式，是他推重的研究方法，也是他在金文研究中采用的基本手段。他运用语言学工具分析金文，将语句中的词汇切分为最小单元，先列出研究对象词性的各种可能性，再借助关联用词，用排除法确定其词性。在词性的基础上，判断词义。这套严整的论证流程，是探索金文词义有效、稳妥的路径。松井先生自己使用，在书评《〈史记〉与司马迁》中可以看到，他也欣赏吉本先生在传世文献研究中运用这一方法。

同时，他重视总结词汇表达的时代性，以及塑造其含义和语境的时代特征。例如对习见的周君主称号“天子”和“王”，松井先生就撰写了《周王的称号》，提出“天子”号是在以周王恩赐“不显休”为契机作青铜器、用青铜器祭祀祖先、希望得到祖先庇护的“言语（声音）”世界中使用的称号，所以在金文对扬辞和嘏辞中使用。“王”是在“王身—四方”这一现世权力世界使用的称号，所以在记录日常政治活动场景的文本中使用。又如《被记忆的西周史》中松井先生提出，逨盘铭文中“皇高祖”多达五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异常现象”。

这些对西周历史语言的分析，触及了西周贵族政治话语系统，揭示出西周史料研究的一处关键。这几年，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加，西周历史研究很多议题出现了可能性，但也存在概念理解陈旧导致解释陈旧的问题。例如“贵族”这个西周制度中最核心的身份，其实尚未得到充分认识、阐释和使用。而研究“贵族”，需要对一整套相关概念和话语系统进行分析。松井先生《邑人考》、《西周时期的“国”》两篇，都是在探索这套话语。他比对出传世文献中“国人”在金文中记作“邑人”，相关有“法友”“辟君”等一系列相关的身份称呼，从金文中梳理出一套贵族话语系统。又如《土地转让金文一考》文中，他指出九年卫鼎铭文中难以读懂的“林里”与“颜林”，其实是指同一地方。“林里”的主人是“矩”，但因为由颜陈及其属僚经营管理，所以也称“颜林”。矩和颜陈及其属僚之间有某种“共同体性质”。这样的概念和话语系统，真正是西周社会的产物，其内在逻辑，能直抵当时贵族之间的身份、关系、相处场景。

松井先生关注西周王权运行、王畿运行方式。《巡狩之王》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研究。在文中，他系统阐述了关于西周权利流动性的观点。这一观点，其实在开头提及的两个译篇中就已经申发。相比传统上认为周天子长居王都，以王室卿大夫、诸侯为中介行使王权的认识，认为周天子通过在畿内重邑间巡游、以及对诸侯国巡狩来直接行使统治，是一种有冲击力、值得被讨论的新见。但这些年中文学界的关注还不是很多。也许是因为之前译介的是单篇论文或节选的原因吧。不知道松井先生的观点何时才能被学界比较广泛地了解。无论如何，希望这次译介，可以成为一个讨论的机会。

这是一部遗稿。其中有许多重要议题未及完成。比如“康宫问题”，就是未完成的遗憾。从唐兰先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开始，学者们都很重视这组很有特点的史料。在《被记忆的西周史》篇中，松井先生认为唐兰从西周初期分封诸侯及分封结束的政治背景寻找“康王庙独尊”的思路没有问题，但是康王分封过母弟、成王由此成为周王室和周姓诸侯共同祖先这一立论前提史料依据不足。他以逨盘中八位周王成对儿对应一位单氏祖先、而后世常见合称的成康二王在铭文中却分称的现象，作为分析切入点，将之与“康王庙独尊”现象联系在一起，认为“至少对于西周后期的周人而言，康王作为康宫诸宫的宗主（始祖），是一位分割时代的王。”对松井先生来说，这个研究，是用“周人的历史观”，将文、武、成王划为一个时期，与康王以后的时代相区别。

我常常专断地想，做西周史的人，有谁能不想探索康宫问题呢？因为从唐兰先生起，分析“康宫问题”，其实就是在分析康王时代，在尝试探索西周早、中期分界，在思考周王朝历史发展的节奏。在《西周史的分期》中，松井先生给出过一个“初周”（文武成），“盛周”（康昭穆），“中周”（共懿孝夷），“晚周”（厉宣幽）四期划分的观点。《西周史稿》则继承了这一分期观点。《史稿》是吉本先生在整理松井先生电脑文件夹时所得的遗稿，是一本专著的框架，其中按分期列出对西周历史重构的设想，是一次重写西周史的尝试。

西周年代学很重要，但单纯的年表不是断代史研究的终极追求，分期观点能显示出学者对朝代的整体认识。松井先生的分期，将康王作为西周中期的开端，尝试读懂周人历史意识下的王朝叙事，赋予了王朝一个“盛周”。可惜，这被松井先生定义为“盛周”的康昭穆阶段，在天子王权、贵族群体、四土封国等方面呈现出何种与“盛”期对应的复杂雄浑风貌？所需的阐发没有来得及完成。

读这篇文稿时，我常常想起顾颉刚先生遗稿。这两份遗稿，都是开了个头，就止于成康时代。优秀的研究可能都是互通的吧，也大概是因为文献逻辑的清理太过复杂，当理清文献、想通王朝历史节奏以后，学者们已经是呕心沥血，也接近暮年。两位先生都没有写完西周史，西周史的认识，在成康之后依旧模糊，依旧刻板，依旧误解重重，实勘恸哭。

“被记忆的西周史”，在松井先生笔下，直通天子贵族话语，照映王朝政治历程。这是一部完整的残稿。松井先生的学术理念在文稿中已经表达清晰，关键重点在诸单篇中都有涉及和展开。吉本先生的整理，对每一个重要的想法都没有遗漏。学者之间的情谊，含蓄深沉。这本书承载了松井先生数十年间的学术思考，也承载了他与吉本老师的深情厚谊。作为晚辈，看着前辈们由学术联结的一生情谊，感动，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