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1月22日至24日，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主办的第六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升教授在会上做了《谈谈中国古代的书籍社交》的主题演讲，澎湃新闻经主讲人授权，整理发布主题演讲的精选内容，以飨读者。
张升教授
与西方将商品性当作书籍的第一属性不同，中国传统士大夫更愿意将书籍看作为文化、身份的象征，用来阅读、收藏乃至社交、求名等。可以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书都不是为了买卖而出版的，而是为了社交而出版的。与此相应，古代书籍流通中非商业性流通比重较大，如借阅、传抄、赠书等。促使非商业性流通普遍存在的原因很多，例如，士大夫之间的私人交往多，赠书、相互传抄比较普遍，抄书便宜、方便迅捷，书价一直偏高，商业流通渠道不畅，等等。那么，如何把握非商业性流通的关键呢？我认为，应该从“书籍社交”入手。
所谓书籍社交，是指以非商业性书籍往还（流通）为中心的社交活动，包括借阅、赠送、传抄、交换、征集、鉴赏（如临时展示等）、评点、校阅、题咏、撰序等。需要注意的是，在书籍社交中，书籍既是社交的媒介，也是社交的目的；书籍社交往往涉及物质性的书籍流通（往还），书籍是物质性与文本性的结合。书籍社交不是纯粹的关于书籍文本（内容）或知识的交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社交、学术讨论和书信往来，因为它们往往不涉及物质性的书籍往还，而书籍社交包含有实体的、物质的书籍流动、展示等。此外，社交本身是包含官私两方面的，因为官方也有一定的书籍社交（如颁赐书籍、官方赠书、官方的曝书会等），但我们今天讨论的书籍社交仅指非官方的、非商业性的书籍往还活动。
以书为媒——作为社交媒介的书籍
书籍本身就是物质媒介。而且，书籍是用来阅读的，用来分享的，天然上就是一种社交产物（物质上和文本上）。不过，后来人们更倾向于将书籍当作知识的载体，当作收藏的对象，加上阅读的私人化，以至于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其社交属性。因此，我们揭示书籍的社交属性，与其说是展示书籍的新面向，还不如说是展示其本来面目。而且，从口耳相传到书于竹帛（泛指抄本时代）再到寿之梨枣（泛指印本时代），书籍（文献）的社交属性均有体现。
以书为礼——作为礼物的书籍
从书籍史可以看出，书籍为社交供了新的方式和活动，如读书会、祭书等。可以说，书籍塑造了社交，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书籍作为礼物进入社交活动中，对社交产生深刻的影响。书籍便于流通，有收藏和使用价值，有独特性和可辨识度（赠送者赠送的往往是自己出版的书籍），故其天然具有礼物属性。因此，中国古代书籍社交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以书为礼。中国自古即有赠言（诗文）之传统，先秦时期的赋诗言志即可视为后世赠诗之萌芽。汉魏时期，诗歌赠答、酬唱的风气渐兴，赠诗不断涌现，其中著名的如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赠王粲》等。唐代赠诗文空前发达，不但朋友之间赠答普遍，普通士子向官员或有名望者赠诗文也相当流行。
赠书的传统也很悠久。东汉时，据崔瑗《与葛元甫书》载：“今遣奉书，钱千为贽，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南朝时，刘勰为了自荐，将沈约车子拦住而献《文心雕龙》，故有“车前献书”的典故。明清以后，随着图书出版尤其是私家出版的普及，赠书之风大兴。晚明时胡应麟说：“今宦途率以书为贽，惟上之人好焉。”这反映的是官场的情况；晚明时许自昌说：“老童、低秀，胸无墨、眼无丁者，无不刻一文稿以为交游酒食之资。”这反映的是民间的情况。对于未曾谋面之人，书籍是最好的敲门砖。例如，俞樾送给祁隽藻一批自著 之书，并引“车前献书”的典故以自解：“古人有一面未交而负书车前不耻自献者。”至于平时交往，托人办事，以书为赠则更为普遍。
图书是士大夫交往中特别合适的礼物，书是雅礼，与书相类，历史上也常以帕为礼物，亦被视为雅礼。因此，明代士大夫常以书、帕一起赠人，故有“书帕”以代礼物之称。因为是雅礼，对于收礼的士大夫而言也比较好接受。书、帕均为雅物，价值不高，故明代嘉靖以前官场上流行赠送书帕之风而不被人疑为贿赂之举。此外，书作为雅礼，特别适合于建立双方长期的关系。柯律格认为，要区分（礼物中）哪些是仅此一次的交换，而哪些是双方都承认的持续性“往来”。由于书籍所承载的内涵较之单篇的诗文更丰富，而且可以长期保存，因此，赠送书籍肯定不是一次性的交换，而是代表着可长期交往的可能性和期待。
滥入“交籍”——书籍是社交的产物
所谓“交籍”，即士大夫记录的交往名册，这里借用此词以表示书籍是对社交的记录，是社交的产物。刚刚提到，以书为媒、以书为礼往往是通过书籍记录下来的，书籍中的诗文主要是应酬性的（社交性的），有些书籍是纯粹的社交性书籍，是反映作者社交活动的。因此，据大多数书籍的内容与出版来看，无论是正文还是副文本，都体现出一定的社交属性。如果说书籍塑造了社交，那么社交也塑造了书籍。古代书籍大部分是诗文集，而诗文往往是应酬性的，是人们社交活动的集中反映。具体来说，诗歌大多是为了唱和、酬赠，而文章大多也是“有为而作”，即有一定的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就是应酬。所谓应酬，即应人所求，而且往往是有酬劳的。应酬性的文章主要体现在序跋、题记、碑铭、传状等体裁作品，因此，这类文章在文集中所占比例一般都比较高，而且越是名人大官，这类文章的数量就越多。因此，书籍尤其是诗文集本身天然具有社交属性，而古代用以交际（以书为礼）的书籍也主要是诗文集。此外，诗文较充分展示了作者之社交网络。诗歌是人际交往的一大利器，可以很好地反映作者的社会关系，因而我们可以从诗歌中了解作者的关系网，以及与某人或亲或疏的关系等。书籍中的诗文，收入哪篇，如何表述，等等，亦均体现了其社交属性。至于书籍中的酬唱集、朋旧录、感旧录、书信集、总集（尤其是当代人的）等，其本身就是典型的社交性书籍，是编选者社交网络与社交活动的大汇总。
同样的，作为书籍的副文本——即序文、评点、校阅、附录、标题、插页等也具有明显的社交属性，尤其是前面四项最能体现社交属性。序文（包括赠言、题辞等）是出版者社交活动的突出表现。孟艳芳《人情、学术和共享：图书的社交功能、实践及启示》指出：“除将书籍作为礼物外，围绕书籍所作的书序和书评亦能反映出著书者和评论者的人际交流网络。在元代的政治人才招募选拔中，书序就有引荐的作用。因此，向当时已经成名的文人请求书序是一种风潮，因为这很可能提高被推荐者的名望和声誉。同时，序也是中国古代一种交流共同思想和公众意见的重要手段。书序供了一个更为开放和共享的场域，使得围绕书籍被激发的思想能够在一个公共的空间被讨论和接纳。……因此，与书籍相关的书序和书评也是士人或文人升声誉、进入人际网络的一种典型媒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为副文本的书序，大多还会被收入序文作者自己的文集中，转变为正文本，成为作者书籍社交之典型体现。 而评点我们可以以王晫《行役日记》为例来看，日记正文内穿插有时人之评点，评点者均为王晫此行会面且有书籍赠送之人。显然，这部日记先以抄本寄往各家，征求评点，然后一起刻出。评点者在日记中均有适当而得体的记述，而这也是评点者乐于见到的，故评点自然也只能都是吹捧、揄扬之辞。我们甚至可以推想，在这一文本的传阅过程中，评点者不一定只是评点， 而且还可能对原著出修订或补充意见。至于校阅，我们以张潮所编刊图书之“作者”的现象来看，“作者”既包括入选诗文之作者，也包括大量评语作者及图书之校阅者。有时这些校阅者并不真正参与校阅工作，只是张潮借名而已。例如，《昭代丛书乙集》出版后，张潮给在北京的赵吉士赠书：“附政拙选《昭代丛书乙集》一部，内第十三卷，借光台衔校阅，谅不罪其专擅也。”显然，张潮并没有事先告知将赵氏列名校阅。这在当时是商业出版者的普遍伎俩，即借助交游圈中之名人来提升自己出版物的影响。而作为副文本的附录有时会收入其他作者的作品，如朋友、门人、同僚等的唱和诗以及来往书信等。这些附录正是社交之产物，也是作者社交真实而直接的反映。
专门的社交书籍
明清时期是书籍社交发展到了极致的时期，不但有形式多样的活动，而且有各类社交性书籍，包括：礼品书，如各种书帕本；唱和集、书信集和其他通过社交网络征文（诗）而编刻的书籍。此外，还有通过各类社交活动（社、集）汇编之诗文集，或者说社交活动本身的记录，如社稿等。
这里着重谈谈明清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社交性书籍——书帕本。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书帕本之谬”载：“明时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世即谓之书帕本。”赠送书籍是官员之间维系关系的一种手段，正如周绍明所说的：“在官员们中间，印本常常作为礼物成为社会交往的润滑剂，帮助他们建立有利的社会关系。”不过，上述认为书帕本只存在于入觐或奉使出差之官并不准确。事实上，明代民间士大夫来往亦普遍存在着书帕这类礼物，如《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六回 载：“蔡状元那日封了一端绢帕、一部书、一双云履。安进士亦是书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宫袍乌纱，先投拜帖进去。西门庆冠冕迎接至厅上，叙礼交拜。献毕贽仪，然后分宾主而坐。”第四十九回载：“二官揖让进厅，与西门庆叙礼。蔡御史令家人具贽见之礼：两端湖绸、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砚。”
书籍社交活动
书籍社交活动主要包括借阅（借抄）、赠送、交换、征集、鉴赏（临时展示等）、评点、校阅、题咏、撰序等。这里主要给大家讲讲我们平时可能不太注意到的“祭书”一项。祭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例行的祭书（往往在除夕），祭的是司书之神；一种是特殊的祭书，祭的是珍贵的图书。后一种祭书在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往往衍化成以临时性展示与鉴赏图书为主要内容的士大夫雅集。这种祭书不会固定在除夕，而是根据具体的祭拜对象本身来定，例如，在苏东坡生日那天祭拜苏东坡的书，在孔子生日那天祭拜儒家经典，等等。祭拜者挑选出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也用鲜花酒醴作供，焚香礼拜。主祭者常会邀请书友参与，而书友有时也携来其珍藏的图书甚至水果、菜肴、茶酒等，名为助祭或助兴。大家一起玩赏、交流，饮酒赋诗。有人甚至还会把这种活动画下来，再请人在书或画中作题跋以为纪念，等等。这是一种以书会友的方式，是藏书家或书友间的社交活动。 这种社交活动的中心就是珍贵的图书。书籍社交所关注的祭书，即是此种以祭书为名的雅集，也可称为祭书会，如翁方纲的祭书、黄丕烈的祭书等。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