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中感受甲午之战：李鸿章丁汝昌墨迹汇聚清华

2025年开年第一天，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推出新展“怒海丹心：甲午风云人物墨迹展”，甄选了甲午战争时期关键人物的珍贵墨迹资料170余件，涵盖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丁汝昌、邓世昌、张謇、康有为、严复等人的书札墨迹，试图使观众从笔墨中感受甲午之战的深远影响。

1894年（甲午年）7月，日本发兵侵略中国和朝鲜，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彼时，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王朝仓皇应战，这场战争在1895年4月以清军战败、北洋水师覆灭而告终。甲午战争的结果标志着东亚传统秩序的终结，它不仅是一次双方兵力之间的较量，更是事关中日历史走向的国运之战。

黄海大战禀李鸿章稿，丁汝昌，1894年，纸，21.8cm×51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展览分为“朝堂风云”“军中搏命”“觉醒求变”“警示长照”四个单元：“朝堂风云”部分，选取了晚清权力核心人物如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等人的书札墨迹，从“求和”与“求战”双方对立的意见里，深刻反映了清政府在面对内外挑战时的迟疑与困顿；“军中搏命”部分，精选了清军官兵，尤其是北洋将领的墨迹，无论是丁汝昌的奏疏还是邓世昌的赠联，既是军人抗敌意志的真实写照，也是战争失败的悲怆见证；“觉醒求变”部分，则聚焦于甲午之战的巨大余波之中，社会各个阶层为救亡强国而作出了各种努力的有志之士，着重选取了张謇、康有为、严复等人的墨迹，展现了甲午一战对中国全方位的影响；“警示长照”部分，则通过展示侵略方的关键人物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的手迹，呈现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提醒我们时刻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以古鉴今。

第一单元朝堂风云

1840年后，面对鸦片战争的惨败与国内的天灾人祸，清王朝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开启了洋务运动，试图重振国势。然而，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既缺乏系统性，又难觅一以贯之的决心与力度，最终步履蹒跚，浅尝辄止。在充斥着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清王朝根本无力遏止国势的衰颓。甲午战争不仅是东亚权力格局的转折点，更是清廷内部一场关乎国家走向的激烈博弈。对驾驶着清王朝这艘缓行巨轮的王公权臣们来说，斗争从来不只局限在战场之上，更在朝野之中。在权力中枢，主战与主和的矛盾贯穿整个战争。

作为本单元的核心人物，李鸿章是北洋水师的主要创建者和清廷的核心决策者，他在战前的奏疏中多次提到财政匮乏、军备不足的问题，力求通过保守策略稳住局面。然而，在战争爆发后，他的主和立场使其成为战争失败后舆论的集中批评对象。与之相对，以翁同龢为代表的主战派力图推动改革和军事抵抗，但也最终未能改变局势。在本单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立场的权臣们围绕甲午战争进行的交锋，以及他们试图通过内政和外交手段来实现或自保，或自强的尝试。

本单元通过展出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等清廷要员的墨迹，一方面有助于了解他们的个人情怀与思想，另一方面也能从某种程度上展现当年清王朝所面临的不利局面既是军事准备不足的结果，更是朝堂内部摇摆不定决策失误的体现。

甲午战争时期李鸿章照片，1894-1895年，30.2cm×23.8cm，威海市博物馆

李鸿章题北洋海军联，1894年，纸，234cm×69.5cm×2，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

行书屏风，李鸿章，副岛种臣，1878年，纸，134.5cm×66.3cm×2，锦树堂

行书，恭亲王奕䜣，1895年，纸，27.5cm×22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行书冷金扇面，翁同龢，纸，16.5cm×49.7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行书西晋张华《励志诗》语，张之洞，纸，27.5cm×22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行书苏东坡手札，荣禄，纸，27.5cm×22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行书《晋书·张天锡传》语，徐用仪，1895年，纸，27.5cm×22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行书八言联，汪鸣銮，纸，173cm×41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第二单元军中搏命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对中国运兵船实施偷袭，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战争的陆上战场遍布朝鲜、辽东、山东。海战方面，在9月17日的黄海大战中，北洋水军损失惨重，清朝军队彻底丧失了战争主动权。甲午之战，清军损失了大量如邓世昌一样训练有素的一线官兵，更失去了以丁汝昌、左宝贵为首的高级将领，而旅顺、威海、奉天等重镇和要塞的失守也令清廷元气大伤。

清军失败的根源深植于晚清军政体制的顽疾和改革的半途而废。军队的整体建设长期受制于指挥失准、战略失策、制度失灵等诸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部分清军将领的奋力抗敌则更显悲壮。丁汝昌作为本单元的核心人物，其不降的努力终究成空，以身殉国却被当作兵败的“替罪羊”，他的经历深刻反映了清军当时内外交困的状态。本单元通过丁汝昌、邓世昌、萨镇冰等一线官兵的事迹与墨迹，拉近观众与甲午之战的距离，感受硝烟弥漫之下的爱国情怀。

同时，战争的余波并未止于北洋海军提督署和水师学堂所在地刘公岛的陷落。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失陷。以刘永福、唐景嵩为代表的将领保台失败。战后，以袁世凯、黎元洪为代表，大量北洋出身的军人在清末民初之际趁势而起，攀上权力顶端，他们复杂的背景与经历恰恰映射了时代的动荡。这些战争亲历者的墨迹是一个悲壮时代的见证。

甲午战争时期丁汝昌照片，1894-1895年，30.2cm×23.8cm，威海市博物馆

行书致黄建笎书，丁汝昌，纸，22.3cm×25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楷书八言联，邓世昌，纸，168.3cm×36.2cm×2，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楷书唐人高适《别董大》诗，萨镇冰，纸，102cm×37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萨镇冰履历档（复制件），纸，33.5×45 cm，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

篆书八言联，吴大澂，纸，182.5cm×26cm×2，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楷书六言联，黎元洪，1967年，纸，41.7cm×32.6cm×2，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克虏伯炮表》，1872年，纸，20cm×13.2cm，威海市博物馆

第三单元觉醒求变

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政治和军事的较量，更是两国改革之路的一次对比。在官场失能、军队溃败之时，部分清朝民众在战火中逐渐觉醒。国力日盛的日本和举步维艰的清王朝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刺激民间各方力图改变现状，逐渐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并在清朝的最后岁月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在甲午之战的巨大余波之中，许多有识之士为救亡强国而作出了多样的努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带领各省举人“公车上书”，之后更成为“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张骞、黄思勇等人投身实业，欲以工商兴国；严复、吴汝纶办学兴教，从文化上对接世界。这些人物的手札墨迹不仅仅是其心境的体现，更是时代洪流里的点点星光。甲午战后，无论是战败的耻辱，还是割地赔款的重担，都刺激了中国在政、经、文、教多个层面，或主动、或被动的巨大转变。本单元通过求变之士的墨迹，为观众呈现与前两单元不一样的时代视角。

行书，康有为，1917年，纸，18cm×91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行书台湾杂诗，梁启超，1914年，纸，122cm×25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行书，黄思永，纸，27.5cm×22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行书七言联，张謇，纸，163.5cm×39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山水草书扇面，宋伯鲁，1922年，纸，23cm×66cm，香江博物馆（翰墨轩）

第四单元警示长照

甲午战争无疑是中国近代史的沉重一页，同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崛起的关键节点。在黄海的另一边，1853年“黑船事件”后，日本凭借“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迅速崛起，以“富国强兵”为纲领，全面推进近代化改革，其实力与野心迅速增长，开始将侵略的目光投向邻国。

本单元展品涵盖多位“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他们同时也是对外侵略的始作俑者。无论是神尾光臣的劝降书、还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东乡平八郎等人的墨迹，这些展品都昭示了十九世纪晚期弥漫日本政军界的自狂与野心。鉴于甲午之战获胜对日本的巨大影响，日本国内对战争有着详细的记录和描绘，包括职业画师绘制的浮世绘版画，以及大量关于战争的影像资料。同时，战争也吸引了欧洲媒体报道战事，本单元同样展示了相关出版物以供对比。甲午之战从未离我们远去，战争带来的惨痛教训将永远警示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