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主办、文学院及伍宜孙书院赞助的“经典的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25年5月29日至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冯景禧楼太古堂隆重举行。本次会议汇聚全球经典研究领域的26位顶尖学者，涵盖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吴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广岛县立大学等16所海内外高校及研究机构，聚焦经典文献的跨时空诠释路径与传播机制。会议以开放形式面向学界，通过主旨报告、分场研讨与专题对话等方式，深入探讨《礼记》《春秋》《荀子》等经典的文本生成、训诂考辨、数字化建设，以及域外汉籍与汉学等前沿议题，彰显传统学术在当代语境下的创新生命力。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系主任潘铭基教授致开幕辞，其中交代会议筹办的缘起，并指出了经典作品具备典范性、权威性的意义。同时，经典本身能够成为经典，重在后世的诠释与传播。
第一场讨论由南京大学童岭教授主持。程苏东教授考察《荀子·礼论》的文本断裂与逻辑矛盾，发现“贫富轻重”、“王者天太祖”两段与下文有割裂现象，且相同问题见于《史记·礼书》《大戴礼记·礼三本》，反映战国秦汉时荀子礼学著作以单篇流传已存在文本断裂现象。研究揭示早期文献流传的复杂性，为重审今本《荀子》成书及与相关礼学文献关系提供新视角。
何志华教授运用内证诠释手段，以《荀子》内部互见文辞考辨义理，并通过篇章对比，揭示其《性恶》篇曲解《劝学》篇部分文本，同时拆解抄袭《儒效》文句，且“性恶”一词不见他篇，推断其非荀子亲撰，乃后学为抗诘孟子“性善”而作。此研究凸显《荀子》文本层累及思想张力。
孙显斌教授回顾古籍知识库建设路径，提出“本体+标记”模型构建语义网，并以北大团队的古籍库建设实践为例，指出当前古籍图文库发展成熟，但知识库建设滞后，需结合专业模型弥补大模型缺陷。此研究为古籍智能化提供基础框架，回应数字化发展趋势。
吴楚七国之乱是汉初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学界对其起讫日期莫衷一是。徐鼎鼎博士基于地理交通视角，以汉初历法及邮传速度推算时间，重新考证这一重要时间节点。研究结合交通路线、行军速度与文献互勘，厘清前代记载矛盾，揭示诸王响应的时间差与溃败的真实节点，为历史年代学提供新方法论支撑。
第二场讨论由北京大学程苏东教授主持。沈培教授讨论针对王家嘴《孔子曰》中的部分简文进行报告，认为对理解今本《论语》相关语句有帮助作用，对了解《论语》类文献在传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也颇为有益。
《孙子兵法》是我国著名的兵学经典，从先秦流传至今，其文本发生诸多变化。苏芃教授利用银雀山汉简本、唐宋政书、类书引文，比勘宋元以降的《孙子》刻本，指出《孙子》文本在先秦流传至今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世俗化倾向，这有助于反思先秦经典传播流变的历史趋势。
《淮南子》是先秦西汉少有的有系统条理的“大书”，其结构、体例对后世书籍编纂影响深远。王棕琦教授通过比对篇目结构与术语源流，论证刘向《说苑》的编纂方式实际承袭自《淮南子》，认为后者独特的“本—末—大本”三层结构深刻影响《说苑》编排，在先秦西汉文献从单篇文本到系统成书的转型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第三场讨论由香港中文大学张锦少教授主持。童岭教授由2024年法国吉美博物馆的唐代展览引入，围绕武则天时代的 “世界主义” 与汉文化圈展开深入探讨，从文学艺术、礼法制度、大乘佛教、则天文字四个角度详细阐述这一时代的特质与影响，并指出其独特多元文化融合特性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展现了这一时期在世界史和汉文化圈中的重要价值。
林丽玲博士深入探讨《朝鲜王朝实录》的编纂与流传背景，通过对该书引用《史记》《汉书》等文献的具体分析，指出汉籍史书在李氏朝鲜具有历史传承、科举教育等方面的崇高地位，对朝鲜文化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刘祎博士以中古类书为中心，以外部流程、早期类书中不同形态的注释、敦煌吐鲁番类书中的“叙”等内容，聚焦于早期类书的生成过程。他认为，编者在早期类书的编纂过程中，不仅是文本的摘录者，更是积极的阐释者与创造者，早期类书实为“编述一体”的结果。
第四场讨论由香港中文大学沈培教授主持。工藤卓司教授梳理大正时期日本《论语》日译成果。先介绍该时期社会背景与思想潮流，后按时间顺序分析不同时段《论语》日译著作的作者身份、翻译特色及与当时思想的关联，总结其特点与意义，指出这些成果对理解《论语》的“普及化”“通俗化”“大众化”倾向有重要作用，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鳌头注”是明代短暂流行的刻本书版式，在中国衰落后却受日本汉学家青睐。潘超教授对这一版式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鳌头注”被改造成适应日本阅读习惯的形式而广泛出版，乃至引发“犹虱着衣”争议，它在近代又被日本重新利用，成为启蒙教育和传播知识的重要形式，体现汉籍文化在异域的新生。
日本汉学家荻生徂徕《读荀子》开日本荀学风气之先，但也限制了《荀子》的阐释空间，后学片山兼山《读荀子抹》直溯先秦诸子，成功打破古文辞学派复古之界限。张锦少教授通过对两书的研究，指出日本诠释理路与清代学术相似但更早发生，但在时间上较清人更早直溯先秦，足证片山兼山及其著作对日本荀学的贡献。
第五场讨论由香港中文大学潘铭基教授主持。陈寿《三国志》中使用了诸多经学概念和词汇，如军事词语即大量承袭自《左传》，林盈翔教授的研究表明，《左传》的军事用语在《三国志》中被频繁化用，占比高达三分之一至半数，这体现陈寿经学对其史学创作的深度影响，展现经学与史学的交融态势。
黄若舜教授深入探讨董仲舒学术思想的源流，考证其兼习《谷梁传》的影响，分析其对武帝中朝学术及吾丘寿王的传承。研究显示，董仲舒的思想融合《公羊》《毂梁》义理，在民本与尊卑意识方面受《毂梁》深刻影响，并通过弟子群体推动武帝时期学术与政策发展，揭示其学术传承的复杂性。
傅斯原教授探讨《左传》中“无经之传”的本质与作用，分析其在补充经文缺漏、构建叙事模式中的关键角色，她指出，“无经之传”是重要的释经文学手段，它们通过三类不同的方式补阙，使《左传》更具连贯性和逻辑性，与经文共同构成完整的春秋通史。
第六场讨论由中国科学院孙显斌教授主持。樊波成教授通过文本校读与义理分析，深入探究严遵对《老子》的独特阐释，对比王弼等注释，揭示严遵的思想不仅传承先秦道家传统，且对汉唐道教的发展影响深远。樊教授同时呼吁回归先秦汉唐道家传统，以还原《老子》思想原貌，对当代道家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陈玉衡博士以“互见文献”方法分析《淮南子·道应》篇与《吕氏春秋》“故事”引用的重合情况，发现《淮南子·道应》篇中“故事”与《吕氏春秋》存在大量重合，部分重合“故事”较罕见，且二书对同一“故事”的诠释存在差异。文章推测《淮南子》在编撰时特别参考《吕氏春秋》的“八览”部分，并认为《吕氏春秋》在汉初可能以分散形式流传。
于鬯《香草续校书》对《吕氏春秋》的校勘，有对高诱注有所取舍、并另立解说的特点。伍亭因博士评估于鬯校注在清代《吕氏春秋》学中的价值，指出于鬯在校勘中既采纳高诱注，也依据其进行再校勘，并在必要时提出新解。同时，伍博士亦指出于鬯著作的贡献与不足，为理解清代学术发展提供重要视角。
潘惠婷博士探讨荻生徂徕对荀韩学说的传承与重构，分析其在德川时代儒学发展中的角色。文章指出，荻生徂徕通过批判朱子学，倡导古文辞学，重新诠释先圣之道，并结合现实政治需求，推动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他的学术贡献不仅拓展了德川时代的学术研究范围，还促进了中日学术交流，对日本实学思潮的兴起有重要意义。
卢文弨为清代著名考据学家，以校勘古籍闻名于世。潘铭基教授通过详细分析其校勘方法、特色及实例，揭示卢文弨校勘贾谊《新书》的价值与局限，指出卢文弨以宋本为依据，兼取众本之长，重视前人成果，在揭示句读、校勘为主兼及释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好改《新书》、缺乏版本依据等问题。潘教授最后总结卢文弨校勘工作的意义，肯定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第七场讨论由香港中文大学何志华教授主持。“三皇五帝”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概念之一，但今人对其语源多不详悉。张宗品教授探讨三皇文献的演变及其在《三皇本纪》中的体现。文章指出，三皇文献源于战国、受汉代纬书影响而作，在后世史家、理学家不断改造下，渐成传统文化的共识。三皇文献从诸子传说、纬书、杂史到史学正统之演化，体现早期的传说如何转化为历史常识乃至文化信念的基本过程。
舒芬（1484—1527）为明代重要经学家，以研究“冬官”未亡闻名，著有《周礼定本》，主张还原《周礼》旧貌、发明其深意，但清代四库馆臣、现代学者均对其评价不高，遂至湮没。梁德华博士深入讨论舒氏治《周礼》的特点，指出其《周礼定本》对宋、元、明三代“冬官”未亡的观点均有辨正，并阐释《周礼》经文微意的价值，从而补充相关研究之不足。
李洛旻教授深入探究《晏子春秋》中的礼学思想，详细梳理该书对“礼”的多维度诠释，重点分析《晏子春秋》中关于礼的实践应用、权变原则，及其在丧礼、音乐观等方面的体现，指出《晏子春秋》对先秦礼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王利教授考察日本学者安井息轩的《尚书》学代表作《书说摘要》，以首篇〈尧典〉为例，从文献、方法、思想等层面分析安井息轩之《尚书》学特色，指出此书广泛吸收干嘉学者，发挥马融、郑学之学，可视为江户考证学派《尚书》研究之经典。
考据字义是释经的核心之一，历代经师均需在特定诠释体系中弥缝经义，使经文契合各自的思想脉络。刘璐博士以《礼记·檀弓上》“三不吊”之“畏”义的释义流变为核心，将诠释差异置于经学发展历程中考察，指出同一文本因应不同学术思潮，衍生互异而并存的诠释，释经则是诠释者对话传统的过程，不仅继承、修正权威注释，亦对时代问题有所回应。
总结
为期两日的研讨会以多维视角描绘经典诠释的学术图景。参会大作的内容丰富多样，作者们既表现出文献精读和比勘的硬功夫，又透露出数字人文与数据库建设的新动向；既有针对传统经典生成历程的考察，也有对域外汉籍的价值抉发，还有对文献篇章结构的分析和考辨。此次会议发表的作品在时段上贯通先秦到明清，在空间上横跨中土与域外，但与会学者的报告均围绕“诠释”“传播”这两个经典研究的关键词展开。
总体而言，会议不仅呈现了微观文本研究的精密深度，更构建了经典诠释与当代技术、思想史及区域研究的对话桥梁。闭幕之际，筹委会主席潘铭基教授强调，本次会议通过青年学者与资深专家的思想碰撞，再次印证了经典诠释的永恒活力，其成果将为传统经典的研究提供关键方法论参照，亦为全球汉学协同创新铺设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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